王加骥西方民主体制何以演变为威权体制?

萨尔瓦多·巴博内斯(Salvatore Babones):《新威权主义:特朗普,民粹主义和专家专政》

“232票赞成、196票反对”,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弹劾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相关调查程序的决议,这标志着与共和党的交锋进入了新回合。与其说弹劾特朗普是对其履职能力本身的质疑,不如说此次投票是2020年美国大选前两党政治角逐的一个序幕——所有共和党人都对此项决议投了反对票,而绝大多数人则投了赞成票(事实上,只有两位人选择支持特朗普)。

自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特朗普受到来自人的指责从未间断。其中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声音是,人将特朗普的胜利视为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浪潮在西方的登陆。例如,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曾公开抨击特朗普政府是“威权主义政府”(authoritarian regime),在其治下,出版自由和都遭到了政府的公然,美国自由的底线(the end of freedom)正在受到威胁[1]。类似的观点在学界也得到了广泛呼应。有人认为,自柏林墙倒塌后在全世界扩散的“民主化浪潮”已经发生逆转,相反,发端于西方民主国家之外的“威权主义浪潮”已经蔓延至美国和欧洲,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就是这一现象的线]。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美国社会学家、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萨尔瓦多·巴博内斯(Salvatore Babones)在《新威权主义:特朗普,民粹主义和专家专政》(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Trump, Populism, and the Tyranny of experts)一书中,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他认为,民粹主义者特朗普与那些信奉威权主义的保守派并非同类——这位总统从未要求他的选民对他唯命是从,相反,他迎合着人民的需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下,以学者、律师、法官、记者、公务员、游说者为代表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阶层,正在让政策决策越来越脱离民主政治的范畴。当专家意见成为政治上唯一可接受的观点时,民主便消亡了,以专家专政(the tyranny of experts)为核心内容的新威权主义(the new authoritarianism)就此诞生。

西方民主制度何以催生“新威权主义”这一反民主的“怪胎”?论其来由,本质上与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

距离亚布拉罕·林肯发表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已经过去了150余年,然而他在演讲中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府观念,至今仍广为流传。事实上,这一表述包含了三种不同的政治传统力量:在一个统一的国家由全体人民拥有的政府,是保守主义的核心;确保所有人在自己的政府中享有应有份额,是自由主义的核心;政府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是进步主义的核心。在三者的平衡与紧张关系中,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进步主义都为民主注入了活力和动力。保守派、自由派、进步派三位一体的竞争,将英美政治社会置于一个稳定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也使得英美式民主成为在历史上大获成功的政治制度。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主义逐渐从一种维持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相平衡的哲学,演变为一种个人权利的哲学。在此基础上,自由主义者们所要求的自由种类大大地扩展了,他们从历史上对“消极自由”的关注,转向了当代对“积极权利”的关注。因此,政治自由主义也从最初保障自由的哲学,变成了诉求权利的哲学。

当这一系列不可剥夺的权利不断增加时,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谁能拥有它们、谁能授予它们、谁能剥夺它们。主流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些普遍的人权已经超出了人民或国家政治权力所能控制的范围,必须由某个(类)人来定义。于是,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很高社会地位、擅长运用修辞手段的专家们,便成为了最为合适的选项。

专家阶层是与民主政治绝缘的。这些人不直接对人民负责,也无需关注选票的流向,更没有必要考虑大众的意愿。恰恰相反,专家阶层将其与公众舆论的隔离视为一种美德,正是这种隔离使他们能够以客观、专业的姿态确定他人的权利。在阶层内部,专家只需要对其他专家负责,因为他们的权威更多地来自同行认可。于是,一种新的威权主义形式诞生了:通过尊重专家权威而实现合法化的治理。这是从自由主义中孕育出来的自由威权主义。

自由主义或许本质上对民主并无坏处,但是当下自由主义的危险之处在于,其拥趸不再接受其他思考政治社会方式的根本合法性:自由主义的一家独大,屏蔽了来自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声音。令自由主义者们如此盲目,以至于自由威权主义暗中接管了整个国家的运行和管理,其背后的因素主要有三,即法院、自由主义者联盟和难民。

自由主义者与法院有着天然的亲近感。美国法院并不属于民主政治的范畴,法官的任命通常以总统提名、参议院确认的形式完成,并广泛采取终身制。在美国成立之初,其唯一的权威机构就是宪法本身,自由主义者们便自诩为它的翻译者。然而,专家阶层作为人数上的少数派,常常无法在投票箱中实现他们的愿景。因此,他们更加偏爱由专家管理的法院来解决问题。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掌握着违宪审查的权力,这使其成为美国法律的最终权威,成为专家阶层严不可破的威权堡垒。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推动自由主义者诉求变现的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不在少数。

在民主政治中,自由主义的基本选民由专家、富人和少数群体构成,他们结成了自由主义者的联盟。自由主义政治的核心支持者是专家,他们的特权来自从科学到会计到人权几乎所有领域的权威意见;富人倾向于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原则可以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不被大众分配;并非所有少数群体都愿意为自由主义站队,只有那些被社会排斥的少数群体才会成为自由联盟中的一员,因为他们真正需要自由的保护。在这一联盟中,专家提供想法,富人提供资金,少数群体提供选票。三者虽然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但分享着共同的利益。

但尽管如此,由于群体本身的特性,自由主义者注定不会在数量上足以赢得普选。因此长期以来,自由主义者只能与其他政治集团联合。在实行大众普选的国家,选民作为富人和穷人的身份天然地决定了他们的政治属性,前者是倾向维持现有制度的自然保守派,而后者则是希望通过修订制度而获益的自然进步派。自由主义者在两个集团间摇摆,常常充当了选举的判官。直到20世纪初,以自由为中心的古典自由主义,完成了向以权利为基础的现代自由主义的转变,自由主义的重心转向进步派,这与当时进步主义的恰好契合。直到自由主义者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代表自由派接管时,自由主义成为了美国政党政治的主角,其建制派致力于彻底自由主义的、以权利为基础的政治改革,并被后来的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进一步发展。

由于少数群体是自由主义政治重要的选票来源,因此自由派对开放边界、难民问题持积极态度。当然,自由主义者们不仅是出于选举上的考虑,更重要的是,专家权威在这一领域能够发挥最大作用。难民是最为脆弱的群体之一,但是国家主权制度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排除在了自由人权保护之外,因为这种保护的根本来源是国家权力。因此,若想在治外法权领域中保护难民,让民众意识到全球自由秩序的形成,必须有一个更加健全的、保护难民自由和人权的国际法制度。这一复杂规则的权威解释者,只有专家才能胜任。

于是,自由威权主义在法院的配合、自由联盟的支持、对难民问题的利用下崛起了。但这并不是终点,自由派能够屏蔽来自进步派、保守派的声音,更重要的是因为对言论的控制。基于自由主义者的人群身份,他们倾向并擅长利用对精英政治话语的控制,来区分哪些观点是可以接受的,哪些观点是不能接受的。互联网搜索提供商、社交网络、甚至虚拟主机服务商正越来越多地屈从于自由派的压力,它们被要求以与传统出版商和广播网络控制受众大致相同的方式控制言论。由此,民主被破坏了,这让人不禁想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阐述的“多数人”,只不过当下在多数人的背后,还存在着这样一个操纵一切的专家阶层。

如今,自由威权主义大有走向全球化的趋势。当经济生活超出了国家范围,进入了跨国领域,国家权力对其的监督和干预便逐渐被权威专家的意见接管。因此,专家阶层正在成为所有群体中最为全球化的群体,伴随着跨国公司和其他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运作,顶级专家的影响力将是全球性的。这导致,全球治理可能成为专家的私人领地,更有可能对民主制度造成根本性破坏。在此背景下,特朗普作为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中的奇葩,带领美国这个自由主义的“先锋队”,站在了自由主义的对立面。

回到最初的问题,特朗普是个威权主义者吗?即便人将特朗普治下威权政府的形象反复包装,巴博内斯却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就概念本身来看,威权主义是指一种仅仅通过遵从权威的要求而合法化的治理方式,在威权体制中,服从权威是最高的政治美德。长期以来,威权主义一直是个贬义词,自由主义政治学者可以将任何他们不喜欢的政治运动贴上威权主义标签,并将其大肆批判。特朗普被指责为“威权主义者”,或许是这种伎俩在政治斗争中的又一次实践。

就特朗普其人而言,他是个十足的民粹主义者,但民粹主义不同于威权主义。民粹主义诉诸普通人与生俱来的常识,倾向于迎合选民眼前的需要(往往是谋生的需要),而威权主义则诉诸于传统和老牌机构的声望,迎合选民对更大信仰的忠诚(如宗教信仰)。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一无所知”(know-nothing)的策略,蔑视复杂的政治论点,转而迎合选民们更加本能的需求。与威权主义者相比,特朗普不服从任何权威,也不是任何信仰的守护者。“当他把唯一的权威当作自己时,他不可能是个威权主义者。”

民粹主义是大众常识对专家共识的反抗,是一种挑战权威、确定合法政治话语边界的策略。这反映出,21世纪西方民主所面临的精神危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日益忽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持有与专家阶层共识相冲突观点的道德权利。因此,受教育程度低的美国人民和特朗普站在了一起,特朗普也拥抱了他们,正如他在就职演讲中所说:“你永远不会再被忽视”。当那些自由主义者沉浸在对特朗普“喜欢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的讽刺时,总统的宝座被选民授予了那个迎合他们的人,当一切都已尘埃落定,人才开始反思:“发生了什么?”

当特朗普将美国人民从专家阶层的新威权主义中拯救出来,这是民主的胜利吗?尽管作者在书中将这位美国总统冠以“英雄”的称号,利用修辞为特朗普进行了精彩绝伦的“辩护”,但是要知道,民粹也不是民主。

以专家阶层治理为核心的自由威权主义,尽管剥夺了实质上的民众政治参与,但往往能作出“正确”的决定——至少理性会是政策的主导。然而,民粹主义的结果,更接近那种“多数人”的畸形民主,政策或许会摆脱理性的缰绳,走向迎合民众的激情和欲望。因此,民粹主义似乎并不会给美国人民找回真正的民主,只不过是让这种“变态”了的制度,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正如作者所言:“民粹主义是圣经中的大洪水,它可能冲走一个功能失调的政党体系及其贫瘠的政治契约。”然而“洪水”终究是“猛兽”,不论是在湍急的洪流亦或贫瘠的土地之上,民主都无法寻觅到它应当安放的位置。

如果不是极端的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给人们留下了坏的印象,民主本身并不是件坏事。专家的权威和大众的民意,也许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截然二分,而是要通过搭建桥梁将二者调和。这股融合的力量也许来自政党,也许来自其他组织,但割裂的专家和大众必然会争夺话语土壤——这本应由民主占据的地方。其实,作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正如他指出的:“民主实际上是最好的政府形式,是一个值得热爱和珍惜的制度”,“(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三种政治传统,对英美民主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民主在西方制度下终将归根何处?可能答案已在眼前,但现实依旧遥远。

[2] 吉迪恩·拉赫曼:《西方面对威权主义浪潮》,廖勤编译,上观网,2017.2.23,

王加骥,北京大学法学院2018级法律硕士,法律与公共政策方向,关注威权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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