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文明对话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古老文明,尤其是完成了现代性转化的古老文明,蕴藏着化解现实困境的宝贵经验,凝结着追求美好未来的恒久价值。大多数古老文明主张以包容性传统助推新型全球化,以文化多样性追求多元现代化,以“文明的对话”去塑造和而不同的未来。古老文明因其内生的开放包容传统,有益于形成各文明间平等对话的共同体。

各大古老文明共同缔结了人类的轴心时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说,在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便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此后漫长的历史时期,古老文明兴衰起伏,文明基因终究未泯。马克思将古老文明看成“人类的童年”,历史虽然永不复返,但仍然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始终具有经久不衰的现代价值。

古老文明在近代都遭遇了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进步力量”背离了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不少核心价值,让人产生了“越现代越好”的错觉,把自由主义玩过了头而变成了历史虚无主义。他们忘记了,在个人之上还有城邦,在欲望之上还有美德,在利益之上还有正义,在权利之上还有责任,在民主之上还有善治。在非西方世界,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一方面给非西方古老文明国家带来了变革,一方面也无情中断了非西方古老文明的持续发展。

各大古老文明被重新激活复兴。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越是充分显露,强调多样性的古典文明越是彰显积极意义。在西方,列奥·斯特劳斯、阿伦特、麦金泰尔等西方思想家的理论建树无一不是主张重返古典文明。为了矫正个人利益凌驾于共同体利益之上,他们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去重温“人是城邦的动物”这一教诲;为了应对被剥离的政治与道德,人们在古希腊哲学中去重新寻找“美德伦理学”。在中国近代,传播了一辈子西学的中国思想家严复在一战中彻底看清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容易陷入“利己杀人、寡廉鲜耻”的战争漩涡,因而告诫后人不要丢了中国的孔孟;梁启超深研了欧美政治学后更是提出,要“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这类想法在印度诗人泰戈尔那里也得到明显呼应。既要现代化,也要民族化,已经成为各大古老文明的集体共识。

大多数古老文明善于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崛起,仅有几百年的历史,只是人类文明史的一小片段。与之相比,各大古老文明历经千年风雨存在至今,蕴含着处理传统与现代的丰富经验。如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从未中断的伟大文明,造就了独特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体现了强而不霸、弱而不分的文明根性。如印度文明有着阿拉伯文明与西方文明会通交融的成功经验。古老文明因具有深沉的文明自信,即使跌入历史最低谷,仍焕发着顽强的生命力。

大多数古老文明善于处理不同族群关系。如中华文明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力。习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强调,“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同样,其他古老文明如希腊文明,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建立起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后而开启希腊化时代,使几大古老文明东西传播,封闭的古希腊城邦地方主义文明由此变为开放的世界性文明。如罗马文明在兴起之初便包容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所以,两河流域的太阳神马尔杜克和埃及女神伊西斯能同时进入罗马万神殿接受人们的膜拜。罗马还让高卢人、不列颠人以及日耳曼人的文明保持了传统特色,并促进它们同拉丁文明的融合。文明也曾有过开放包容的文明传统。《古兰经》中说过,“智慧即便来自多神教徒也应采纳。”教的开放包容,体现在早期翻译并保存希腊文明经典,为日后欧洲的文艺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如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是“西方的东大门、东方的西大门”,博采东西方文明优长而熔炼出自己的独特文明。相反,那些单纯崇尚军事征服而无包容性文明传统的国家,尽管一度强盛之极,却不过一两百年就烟消云散。

大多数古老文明善于处理西方与非西方关系。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以资本为动力,以自我为中心,不断征服其他文明共同体。反观非西方的古老文明共同体,反倒更加开放更加虚心地学习西方工业文明的长处,不断调适自身与西方文明的关系。中华文明的学习精神体现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整个历史进程中。1840年以来,我国通过洋务运动学西方技术;通过维新变法学君主立宪;通过新文化运动学习科学民主。中国人今天选择的社会主义,也是学习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同样,日本、土耳其、印度、伊朗、埃及等国家的古老文明都是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体制机制、现代教育和工业体系,而完成了现代转型。欧洲也曾向各大古老文明学习。比如魁奈、伏尔泰等法国启蒙家在中国儒家思想中获得了大量理性元素并付诸实践,英国借鉴中国的科举制而建立了文官制度。遗憾的是,后来有些大国抛弃了开放精神和学习传统,认为自己是文明演进的最高阶段最高形态,是历史的终结,这完全违反了文明自身发展规律。古老文明的发展历程一再表明,并非所有杂交产物都是优良品种,但所有的优良品种都是杂交而成。

第一,超越文明中心论,重塑文明多样性。古老文明自身多具有多样性。例如,中华文明内部保持着丰富的多样性,形成了既有统一性、又有差异性的治理体系。在民族关系上,中华文明强调“和而不同、多元一体”,既有一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又有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在国家结构上,中华文明既有一竿子插到底的郡县制,也有因俗而治的“一国多制”传统。即使在欧洲,越是具有深厚传统的文明,越是提倡文明多样性。比如法国始终具有文化自豪感,始终高扬文化主体性,始终坚信葡萄酒比可乐更高贵,率先提出文明多样性理念。无独有偶,同样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德国在战后始终强调文化多元主义。当代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多元文化之间的“交往理性”,他的弟子霍耐特则提出了不同文明之间的“承认伦理”。在德国、法国、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欧盟国家共同推动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公约》。

第二,超越单一现代化,探索多元现代化。文明多元化决定了现代化道路的多元化。世界并非只有一种模式。同一个现代化,有拉美模式、有东亚模式、有阿拉伯模式和中国模式。同样是市场经济,美国有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德国有国家与市场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中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便在民主政治内部,美国的三权分立与英国的君主立宪不同,欧美的选举政治与亚洲的选举政治也不同。每一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寻找符合自身发展的道路,恰恰是多元文明的特征。

第三,超越文明冲突,促进文明对话。文明冲突的根源不是古老文明的现代复兴,而是单一文明的唯我独尊。相比文明冲突论,各大古老文明都有对话协商的文化传统。比如,中华文明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境界,而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坚持“远人不服则修文德”的沟通方式,而非“力量即正义”的实力原则;秉持“民胞物与”的共同利益,而非“非敌即友”的二元观念。所以,中国即使是在综合实力最强的时候,也没有对外扩张、没有殖民掠夺、没有炮舰政策、没有强加于人的不平等条约。再比如,上世纪50年代,中印率先倡导“和平共处五原则”,印度提出的不结盟运动,显然有助于跳出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弥合东西方文明断裂的鸿沟,以合作共赢的新思维代替零和博弈的旧思维。因此,以文明对话超越文明对抗,是早已为古老文明所印证的共生共存智慧。

第四,超越文明优越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现代西方文明具有根深蒂固的“文明优越感”,而古老文明历经风雨荣辱,既不妄自尊大,更不妄自菲薄。各大古老文明绝非完美,当年之所以被西方超越和冲击,正是因为自身深重的积弊。古老文明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坚持不懈地交流互鉴,与西方现代文明携起手来,形成更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文明力量。我曾提出,生态文明可成为一个融汇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意识形态的中西文明交流平台。这样的平台还能找到很多。

习指出,“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当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全人类面临着诸多共同挑战。我们是要文明一元化,还是要文明多元化;是要单一现代化,还是要多样现代化;是要文明的冲突,还是要文明的对话;是要文明的自我封闭,还是要文明的交流互鉴?正确答案,不言而喻。我坚信,古老文明共同体的复兴之路,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各大古老文明秉承开放包容传统而彼此借鉴学习,形成多元文明共同体,正当其时;各大古老文明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淬炼出人类共同价值,形成东西文明交流新格局,正当其时!

今年以来,文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购置40台数字指示秤投放到全县主要的商场超市、农贸市场、果蔬店等消费集中场所,向群众提供免费的计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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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17日,位于湖北省恩施市芭蕉侗族乡白岩村3组的落星空露营基地里人来人往,入夏以来,这里便成为人们夏日休闲的新地标。

2022年8月12日20时至13日9时,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先后出现4波强对流降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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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来自中国、越南、尼日利亚、也门等国的摄影师和留学生,在澜沧江昂赛大峡谷体验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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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8日,在重庆万盛经开区南桐镇金兰坝村,青山绿野与金黄色稻田和鱼塘相互映衬,田野的线条在稻田中穿梭,美不胜收。近年来,当地加快采煤沉陷区生态环境修复,将绿色还给矿山,昔日采煤沉陷区,今日放眼满山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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